中国控烟观察:领导干部办公室成禁烟“新尴尬”



 

  “雾霾预警频频响起,烟霾(二手烟草烟雾)的行动必须要跟上。”1月10日,在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2016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发布会上,控烟专家、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强调,在雾霾的基础上叠加烟霾对健康的危害更大。

  针对当前中国控烟现状,王克安总结,在一个有着3.16 亿吸烟者、7.4亿二手烟受害者的国家,向健康靠拢就不能绕过“控烟”。“健康中国2030”中提出的具体控烟方略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承诺。但实施这个方略,实现这个承诺,需要具体的行动细则。“但一些不该有的变化显示,我国的禁烟事业仍存在症结。”

  当前国家控烟法规有可能出现大倒退

  两稿《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变化,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倒退实例。

  王克安介绍,2014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在网上曾公开征求对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的意见,得到了网上舆论的热烈支持。不料今年国务院法制办又公布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却掀起国内外控烟界的一场震惊和倒退的呼声。因为比较两稿,人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明显的变化:一是室内是否允许设吸烟区;二是非室内工作场所共用区域是否允许吸烟。

  两年前的《送审稿》明确规定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而2016年的《草案征求意见稿》却允许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并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室内工作场所的共用区域不允许设吸烟区”这样一个新概念。显然,如单人办公室允许吸烟,领导干部的“单人办公室”是否禁烟,再次成为消除“二手烟”的新尴尬。例外对待领导的“单人办公室”,将形成一种特权文化。这无疑同积极推进无烟环境建设,把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的国家方略相背而行,是一种倒退。

  政企合一的体制成为中国控烟最大障碍

  控烟专家、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指出,政企合一的体制决定了各级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厂商最大的任务就是发展烟草业,它们所关注的中心只能是烟草销售量和利润,而不会支持控烟,这成为控烟最大障碍。

  据《2016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2016年05月05日东方烟草报刊登了烟草行业的《2015年中国控烟履约进展报告》 (以下简称《 报告》 )称:中国控烟履约的进展,主要是政府主导,民间组织参与,烟草行业推动。中国的控烟履约进展报告,理应由国务院控烟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撰写。而烟草行业自撰《报告》,却只是吹嘘中国控烟履约的进展离不开烟草行业的推动。

  WHO第七届FTCT缔约方会议(COP7) 在印度召开,本次大会讨论了实施公约第5.3条,即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 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陈冯富珍指出,希望各国政府认识到公众健康利益与烟草行业之间的固有冲突,政府代表团应当完全排除烟草业代表的加入。但是,据悉,大会一百多个国家中,会前、会中、会后仅有中国参会的代表团中仍然有烟草业的代表。

  烟草业的利益跟《公约》 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烟草业本就不应该掺和到代表团里来, 这就是政企不分的结果。

  烟盒包装警示仍然难上图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介绍, 在《2016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中提到一个博弈就是烟盒包装。 最新国际报告中对205个国家或地区的烟包图形警示情况进行了排名,在153个名次(有并列) 当中,中国排名第115位,成为国际后进生。2015年12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在2007版基础上,第二次联合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文字警语增加了一组,共三组轮换,但烟盒包装警示仍然没有上图。

  2016年4月份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朝阳区疾控中心联合发布了“公众对烟草包装图形警示的认知情况调查”。对成人的调查发现,公众对烟包图形警示知晓率很低,68%的被调查者没见过带有图形警示的烟包,仅不足32%的成人知道烟包图形警示。对于青少年的调查,仅有 6%的被调查者知晓烟草的具体危害,而有92.3%男生、95.3%女生知道烟的品牌。 这充分说明漂亮的卷烟包装使青少年容易被诱惑。

  提高烟草税空间不小

  《2016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烟草税应占零售价的70%以上,控烟才会更为有效。中国到2015年第三次调整,实现了税价联动,但中国卷烟的价格仍然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一类。与世卫组织指导性目标相比,我国提税后也只有56%左右,仍有税负调整空间,未来卷烟税和烟价应继续提高。

  《2016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同时指出,除继续提高烟草税之外,应当取消烟叶税。201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实,烟叶税是保障烟草发展的一项措施。在现行烟草专卖体制下,烟草公司作为垄断买方和烟叶价格的决定方,造成烟叶税的纳税人实质上成为烟叶税计税依据的决定方(也就是烟草公司)的事实。

  烟叶种植、烟叶收购、烟草制品生产、烟草制品的终端销售,这一整个流程,因为烟草制品有害于人类健康,而都与公众健康与控烟相关,也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予以考量。从有利于实施控烟国策,从有利于落实《公约》 的角度,从有利于国民健康的角度,而不是有利于发展烟草业的角度。因此,建议取消烟叶税。

  戒烟服务提升,戒烟难度很大

  我国31个省区市的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均开设了专门的戒烟门诊。 以北京为例,全市戒烟门诊已经发展到68家,其中提供包括药物治疗在内的完整戒烟服务的有27家。根据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市29家开展戒烟门诊的医疗机构开展简短戒烟干预292万人次。

  《2016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指出,戒烟人数虽有增多,但难度还是很大,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的评估显示,这些戒烟门诊年均戒烟人数仅73例,全国只有6家达到了每年200例戒烟的项目要求。因此,呼吁戒烟应尽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将戒烟干预服务切实落实到基层,帮助吸烟者戒烟。